曾国藩家训-第10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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阋病＝裼腥硕掀渥笞悖�以益右手，庸何利乎，虺一身两口，争食相，遂相杀也。争利而相害，何异于虺乎？”　　　　
　　而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，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。　　　　
　　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，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，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，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。“归功于己”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“湿毒”，左肩下乳上生一毒，又肝旺气虚，“病在水不能生木”，“非药物所能为力”，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，更是郁郁不自得。常生无名之火，勃然恼怒。他虽为得胜之臣，实似丧家之犬。曾国藩在金陵见到曾国荃的此种情状，心痛似绞，七月廿八日回到安庆后，于廿九日，八月初二日、初五日、初六日、初九日、十四日、十六日、十九日接连写信给曾国荃，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的“实深廑系”，一方面对老九进行多方的劝慰和关照，极力吹捧说：“弟所成就者，业已卓然不朽。”他甚至不惜屈己以谀弟，说：“从古有大勋劳者，不过本身得一爵耳。弟则本身既挣一爵，以赠送阿兄一爵。弟之赠送此礼，人或忽而不察，弟或谦而不居，而余深知之。顷已详告妻、子知之，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。”又说：“天下之道，无感不应，无诎不伸。以吾心之且怜且敬，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，亦必怜弟敬弟，万口同声。”与此同时，又对老九稍加规劝：“弟不若就现有之功，而加之以读书养气，小心大度，以求德亦日进，言亦日醇，比如筑室，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，绝好结构，以后但加装修工夫。何必汲汲皇皇，茫乎无主乎？”但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言辞，曾国荃似乎都听不进去。曾国藩也就按捺不住，骂道：“弟若不知自爱，懊怒不已，剥丧元气，则真太愚矣！”　　　　
　　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41岁生日。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13首寿诗，并把它写成手卷，赠送曾国荃。他写信给曾国荃，说他写这些诗，“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。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，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”。他坦率地说：“若非弟之九年苦战，吾何能享此大名？故略陈众人所颂者，以为祝寿也。”又说：他写这13首七绝，是欲“使儿曹歌以侑觞。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，兴家之不易，常思敬慎以守之”。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，说他“一剑须臾龙变化，准能终古老泥蟠”，称颂他于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，是“书生初试大功时”；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，“上感三光下百神”；称颂他攻占金陵，是“昆阳一捷天下悦”、“正赋周宣六月篇”。此时，曾国荃肝气尚旺，抑郁未平，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，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：　　　　
　　九载艰难下百城，漫天箕口复纵横。　　　　
　　今朝一酌黄花酒，始与阿连庆更生。　　　　
　　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“艰难”，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，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“漫天箕口”。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，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：“近来外侮纷至迭乘，余日夜战兢恐惧，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。”金陵之战既已得手，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“艰难”与“大祸”，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“更生”！回首往事，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。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“左列钟铭右谤书”，誉和毁同时并生，不得不令人相信：“人间随处有乘除。”最后，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：“低头一拜屠羊说，万事浮云过太虚”，“已寿斯民复寿身，指衣归钓五湖春”，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“长生诀”。
　　第三部分：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（1）
　　◆原文　　　　
　　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，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。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。家败之道有四，曰：礼仪全废者败；兄弟欺诈者败；妇女淫乱者败；子弟傲慢者败。身败之道有四，曰：骄盈凌物者败；昏惰任下者败；贪刻兼至者败；反复无信者败。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。　　　　
　　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　　　　
　　●解读　　　　
　　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，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。造成衰败的原因，大约不出这样几个方面。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：彻底废弃礼仪之家衰败，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，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，子弟骄傲轻慢别人之家衰败。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：骄傲自满、欺凌别人的人衰败；昏暗懒惰、轻信下人的人衰败；贪婪刻薄的人衰败；反复无常、不讲信义的人衰败。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这些弊病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。　　　　
　　※详解　　　　
　　在另一处，曾国藩这样论述“居家四败”：居家四败曰：妇女奢淫者败，　子弟骄怠者败，兄弟不和者败，侮师慢客者败。　　　　
　　其意思与上文差不多，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：妇女淫乱改成了妇女奢淫，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，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。　　　　
　　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，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，而至于儿孙，经过他的教诲引导，亦大多琢玉成器。儿子纪泽，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，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交涉中，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；另一个儿子纪鸿，淡于功名，精研数学，有代数著作数种。家风所及，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，学有所成。曾国藩的家教，历来被世人重视，因为，即使时过境迁，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。　　　　
　　在此，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，人们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。　　　　
　　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春，纪泽随母回荷叶，先后于黄金堂、大夫第课读，业师为邓寅皆。这期间，曾国藩家信甚多，以督儿女发奋读书，所言甚细。纪泽年幼患过病，记性不太好，但悟性较强，曾国藩要求塾师“每日点五六百字，教一遍，解一遍，令其读十遍而已，不必能背诵也”。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。他告诫纪泽：“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”，规定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，“必宜常常走路，不可坐轿骑马；又常常登山，亦可练习筋骸”。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，“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”。规定儿辈“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、收粪等事，须一一为之；插田莳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之”。　　　　
　　曾纪泽严遵庭训，循父所示，在家课读经史，苦攻诗文，练字习画，在咸丰八年（公元1858年）的乡试中，原湘乡县中三名，即曾纪泽、傅泽鸿、黄麓溪。曾国藩获悉大喜，写信致弟：“湖南乡试榜发，吾邑得中者三人。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？黄南坡之世兄、麓溪之世兄皆中。麓溪年甫四十，而子18岁已登科，可谓早矣！”　　　　
　　咸丰九年（公元1859年）九月十六日，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。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，生于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1841年）正月初九日，由彭玉麟（雪琴）、唐义渠为媒，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。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，历来要求甚严。前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三月二十一日，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，他即规定：“招赘之日，七日即回湘乡，尚不为久。诸事总须节省，新妇入门之日，请客亦不宜多。”并手书诸弟：“新妇始至吾家，教以勤俭，纺绩以事缝纫，下厨以议酒食。此二者，妇职之最要者也。”　　　　
　　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。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闰三月初四《谕纪泽》：“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，第一早起，第二打扫洁净，第三诚修祭祀，第四善待亲族邻里”，“此四事之外，于读书、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，故余近写家信，常提及书、蔬、鱼、猪四端者，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。尔现读书无暇，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，而不可不识得此意，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，八者缺一不可。”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　　　　
　　同治四年（公元1885年）秋，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，奉其父命回到老家。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：“我们的住宅，名叫富厚堂，据说是惠敏公根据《议书》功臣表中关于《烈侯记》有‘富厚如之’一语，故以‘富厚’为堂名。”同治五年（公元1866年）九月，富厚堂建成，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。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，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“八本堂”，亲自把曾国藩所谕“八本”用隶书写在正墙上，以迪后人。是年，湘乡倡修县志，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。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，立即修书告诫纪泽：“尔学未成就，文甚迟钝，自不宜承认，然亦不可全辞。一则通县公事，吾家为物望所归，不得不竭力赞助；二则尔惮于作文，正可借此逼出几篇。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；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；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尔篆韵钞毕，宜从古文上用功。余不能文，而微有文名，深以为耻，尔文更浅，而亦获虚名，尤不可也。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，而尔为协修。”
　　第三部分：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（2）
　　同治十一年（公元1872年）春，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，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（今长沙）平塘。光绪二年（公元1876年）冬，他离开长沙复入京。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。光绪四年（公元1878年）六月，奉旨赏戴花翎，派充英国、法国钦差大臣。赴任前，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。西太后说：“办洋务甚不容易，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，将来必又淘气。”曾纪泽答：“办洋务难处，在外国人不讲理，中国人不明事势。中国臣民常恨洋人，不消说了，但须徐图自强，乃能为济，断非毁一教堂、杀一洋人，便称报仇雪耻。”西太后说：“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。你替国家办这点事，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，你都要任劳任怨。”曾纪泽说：“臣从前读到‘事君能致其县’一语，以为人臣忠则尽命。观近来时势，见得中外交涉事件，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，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，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。即如前天津一案，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，在保定动身，正是卧病之时，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，安排将性命不要了。及至到了天津，又见事务重大，非一所能了事，于是委曲求全，以保和局。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，臣父亲引咎自责。寄朋友的信常写‘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’八个字，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。其实当时事势，舍臣父之所为，更无办法。”西太后问：“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？”曾纪泽答：“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，臣等从前未敢与闻。现因奉旨出使，须将英国、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。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，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，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，未免不便。”西太后满意地说：“你办事倒很细心。”　　　　
　　是年的九月初四，曾纪泽携眷离京，转沪起程赴法，出任常驻英、法大臣。在出使任内，他刻苦攻读英语、法语，深入了解各国历史、国情，研究国际公法，考察西欧各国工、商业及社会情况。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，亲自负责图书、器物的购置，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，亦不流于奢靡。使馆落成，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：　　　　
　　濡耳染目，靡丽纷华，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；　　　　
　　参羊倚衡，忠信笃敬，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。　　　　
　　上联警策自己，要不忘其先父“俭以养廉”的家训，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；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，要尊孔子所说的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”和《庄子·齐物论》六合之外圣人“存而不论”的教言。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，深为外国人所敬重。　　　　
　　在曾纪泽出使任内，巴西于光绪五年（公元1879年），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，谋求与中国建交、通商，并招募华工垦荒。曾纪泽审时度势，积极建议清廷予以同意。惟对招募华工一事，因美洲各国虐待“苦力”，他请予拒绝。可见中巴建交，曾纪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　　　　
　　光绪六年（公元1880年）正月，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，除任驻英、法大臣以外，还兼任驻俄大臣，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。曾纪泽赴俄之前，崇厚已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了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丧权辱国，朝野哗然。曾纪泽这次出使，举国瞩目。六月，他行抵俄京，前后谈判达10个月，正式会谈辩论，有记录可稽者51次，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。经他的据理力争，于光绪七年（公元1881年）正月二十六日，终于达成《中俄改订条约》（即《中俄伊犁条约》），与崇厚原订条约比较，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，仍被沙俄强行割去，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，均已收回，并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、汉口、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条款，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、贸易，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。　　　　
　　光绪九年（公元1883年）中法战争爆发后，曾纪泽极力抗议法政府的无端挑衅。主张“坚持不让”，“一战不胜，则谋再战；再战不胜，则谋屡战”。他与法人争辩，始终不屈不挠，并疏筹“备御六策”。　　　　
　　光绪十年（公元1884年）三月，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，旋晋兵部右侍郎，仍为驻英俄大臣，与英国议定《洋烟税厘并征条约》。几经周折，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的权利。　　　　
　　光绪十二年（公元1886年）六月，曾纪泽携家眷离英返国，帮办海军事务。不久，迁兵部左侍郎，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其间，他关心外交诸事，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，还改进了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的电报通讯办法。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，与郭嵩焘齐名，时人称“郭曾”。　　　　
　　光绪十六年（公元1890年）闰二月廿三日，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，年五十一岁，谥惠敏。光绪十九年（公元1893年），江南制造总局为其编印遗著。后辑为《曾惠敏公遗集》行世。其名作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，在当时很有号召力，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“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”，中国的“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”，其文鼓舞人心，足能壮民族之志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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