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的叹息-第28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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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专门给他打针的小瑞和当助手的毓恩。他去安东（今丹东市）‘御巡狩’（旅行）时，还带着这两个侄子，好每天打针。”“还有一个医生叫黄子正。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，以后歇了业。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，主要是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，如‘司保命’、‘安乐根’之类。”
　　　　二战结束后，溥仪被苏军俘虏，到1959年特赦，虽说处于关押和改造阶段，但对于他们那个群体，食品和基本的医疗条件是有保障的，劳动也很轻松，因此，除了性方面的低调外，溥仪的身体一直很健康。
　　　　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回忆道：
　　　　“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……
　　　　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，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。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。在本组里我和老王、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，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，我因此得到了锻炼，体质有了显着的增强，从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。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，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。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，大伙干得特别起劲。临完工，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满筐。
　　　　交工具的时候，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：‘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。他不挑显眼的干。’
　　　　我和老宪放下煤筐，到树权上拿衣服穿，所长笑着问我：‘溥仪，你的肩膀行不行？’
　　　　我看看肩膀，回答说：‘不痛不肿，只略有点红。’
　　　　‘你现在的饭量怎样？’
　　　　‘干饭三大碗，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。’
　　　　‘不失眠了？’
　　　　‘躺下就睡着，什么病也没有了。’
　　　　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，全冲我乐起来。显然，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。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。”
　　　　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曾在《溥仪和我》一文中回忆，有一次他们在北京饭馆吃饭（1962年），“一位白胡子直飘到胸前、像个老学究式的长者，很尊敬地走过来和溥仪握手，溥仪边吃饭边和老人攀谈起来。……
　　　　（老人询问：）‘看您（指溥仪）身体满好的，请问今年高寿？’
　　　　（溥仪回答：）‘大爷您看呢？’溥仪反问了一句。
　　　　‘就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似的，不过……’老人端详了一阵，又开始掰动拇指计算了：‘宣统年是……’
　　　　‘我今年五十六了！’溥仪笑着告诉他。
　　　　‘不像，不像。’老人连连摇头，又很感叹地说：‘你现在一点架子也没有啊！’”
　　　　五十多岁的人在大街上可以被人认作四十几岁，可见溥仪显得年轻。
　　　　不仅外貌年轻，身体的内在素质和体力也是不错的，李淑贤记忆到：“一九六三年一年内，溥仪虽然也常患感冒，发烧，不断就医服药，但很快就能好转，从身体外观看，一直是挺健康的，精神也好。一九六四年间，溥仪先后两次在外地参观访问，能吃能睡，爬山涉水都不再话下。当时我真羡慕他，如果有他那样的好身体，就不至于常常‘掉队’了。”
　　　　“一九六四年里，我和溥仪随着全国政协参观团，两次到外地参观游览。一次到南方，一次到西北和中原。”“每天，我只能在宾馆附近转转，不敢走远，可溥仪一有机会就去爬山，我远看那陡峭的山峰真替他担心，可他安慰了我又去爬。”
　　　　可见，一直到溥仪50多岁时，他的身体还是保养的不错的，能吃能喝，能睡能走，甚至看起来“像一个40多岁的人”。
　　　　三、
　　　　然而，此时，病魔已经潜伏在他的身体中，没过多久，危险开始显现。
　　　　“使溥仪致命的肾癌的先兆，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。
　　　　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，也曾到人民医院诊治，但未能作出诊断，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。”
　　　　“一九六五年六月，溥仪在协和医院作了左肾切除手术。”
　　　　（李淑贤）“手术住院期间，溥仪每天都到医院看我，晚上也来。由于他当时也手术不久，切除了左肾，又有点儿累着了。而且右肾又发现了问题，出现了尿血现象。”
　　　　最终溥仪因为肾病死于一九六七年。他经历的人生，是跌宕起伏的一生，正值天朝上国社会翻天覆地的时代，又由于他的特殊地位，世情冷暖恐怕比旁人更加铭心刻骨。在获得新生以后，寻觅到知心的爱人，对生活满怀热爱和向往，即便处于**初期，溥仪也对“生”充满了强烈的企求。“十月十六日夜间十时，溥仪还以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挣扎着向在场的李以和范汉杰说：‘我还不应该死呀，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！’可无情的病魔还是吞噬了他。四小时以后，即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二时三十分，溥仪咽了最后一口气。”
　　　　这“无情的病魔”当然是肾病，然而，机体的其他各部都挺健康的的一个人，为何两肾都先后发生障碍，最终剥夺了他的生命呢？这可能是溥仪至死都要发出的疑问吧。
　　　　四、
　　　　有一种说法认为：溥仪有一个不良习惯，即早期过于频繁的**。据老太监和本人的回忆。他在9岁的时候在不良太监的引诱下就学会了**，并且很频繁。
　　　　过度**或性生活会造成前列腺损害，引发前列腺疾病，也叫肾虚。前列腺肿胀会压迫尿道，导致长期尿淤积，上行肾脏感染引发肾炎，肾炎是溥仪的死亡原因。
　　　　说溥仪早期**并引致成年后性无能（也可能有家族遗传等其他原因），由此不育是有充分依据的，在溥仪自己的回忆和他人的回忆中都有记载。但说由此引致前列腺损害，导致长期尿淤积，上行肾脏感染引发肾炎，则依据不充分。在《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——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》这本书中，他的家族成员……包括贴身随从、兄弟、侄子、前后几任妻子等，回忆的溥仪从“离开紫禁城”（1924年，溥仪18岁）到去世（1967年）之间的生活，就从未提到这种情形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溥仪真是因为儿童时的不良行为造成前列腺损害，引发前列腺疾病并导致长期尿淤积而感染肾脏的话，这些回忆中一定会提及的。
　　　　以现代生活看，**的人大量存在，但由此说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肾出血、肾坏死的，似乎还缺乏充分依据。绝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。
　　　　那么，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肾脏受到伤害呢？
　　　　1967年10月17日北京的某个胡同里传来了一声长长的叹息“大清国气数已尽，这个社会挺好的”……
　　　　……全书（完）
　　　　作者感言：这本书全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吧，也没想到能够写到这种程度，搜集素材搜集了一年多吧！有的时候都是晚上不睡觉，彻夜在码子，一年多了感谢各位的支持，让我走到了这一天！
　　　　☆、史书记载
　　　　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。
　　　　按中国干支纪年，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，故称甲午战争（日本称日清战争，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。
　　　　甲午战争以1894年（清光绪二十年）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，至1895年4月17日《马关条约》签字结束。
　　　　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、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。
　　　　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——《马关条约》。
　　　　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，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；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，得以跻身列强。
　　　　名称：中日甲午战争（日本称日清战争，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，其他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）
　　　　地点：朝鲜半岛、辽东半岛、山东威海、黄海北部时间：1894年7月25日—1895年4月17日参战方：中国，日本
　　　　结果：日本获胜，签订《马关条约》
　　　　参战方兵力：清军630，000人，日军240，616人伤亡情况：清军31，500人阵亡，日军13，306人死伤（1，132人阵亡）
　　　　1868年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，“脱亚入欧”，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，国力日渐强盛。
　　　　当时的日本，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，1888年，日本产业革命出现**，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。
　　　　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，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、市场狭小，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，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。
　　　　为此，1887年，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“清国征讨策略”，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“大陆政策”。
　　　　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。
　　　　第二步是吞并朝鲜。
　　　　第三步是进军满蒙。
　　　　第四步是灭亡中国。
　　　　第五步是征服亚洲，称霸世界，实现所谓的“八纮一宇”。
　　　　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“大陆政策”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，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，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力。
　　　　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，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。
　　　　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“自强”、“求富”为口号的洋务运动。
　　　　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（特别是军事技术）方面向欧美看齐，因此清朝一度出现“同治中兴”的景象。
　　　　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，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，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。
　　　　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，因此所谓的“中兴”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。
　　　　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，人民生活困苦，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、尔虞我诈，国防军事外强中干，纪律松弛。
　　　　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，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，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。
　　　　那时候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，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。
　　　　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；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，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。
　　　　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，但尚未准备就绪，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。
　　　　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，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。
　　　　冲突
　　　　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、准备充分的。
　　　　早在1867年，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，即在《天皇御笔信》中宣称“开拓万里波涛，宣布国威于四方”，蓄意向海外扩张。
　　　　1871年，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《中日修好条规》。
　　　　第一款就说：“嗣后大清国、大日本国倍敦和谊，与天壤无穷。
　　　　即两国所属邦土，亦各以礼相待，不可稍有侵越，俾获永久安全。”
　　　　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！
　　　　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，而是开始积极向中国扩张。
　　　　1872年，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，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。
　　　　1874年，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事件，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。
　　　　甲午战前中日冲突和日本大陆政策涂，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，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。
　　　　但当时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，加上水土不服，日军失利。
　　　　在美英等国的“调停”下，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，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“保民义举”（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），才从台湾撤军。
　　　　后来，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，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，改设为冲绳县。
　　　　随后，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——朝鲜。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，强迫朝鲜政府签订《江华条约》，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。该条约第一条即宣称“朝鲜为自主之邦，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”，公然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，充分暴露了日本独占朝鲜的野心。
　　　　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，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，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，但日本还是如愿在《济物浦条约》中取得了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。
　　　　1884年，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，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。
　　　　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，镇压了这次政变。
　　　　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《天津会议专条》，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，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。
　　　　《济物浦条约》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，《天津会议专条》则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，这两个条约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。
　　　　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，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，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，情况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　　　　这段时间，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，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“邻邦之兵备愈强，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”。
　　　　故自1890年后，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％来发展海军、陆军，1893年起，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，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，补充造船费用。举国上下士气高昂，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，准备进行一场以“国运相赌”的战争。
　　　　在1890年时，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，总吨位27000多吨；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，总吨位约17000多吨。
　　　　1892年，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，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，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。
　　　　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、鱼雷艇24艘，总排水量72000吨，超过了北洋海军。
　　　　日本还出动乐善堂、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，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。
　　　　而在此期间的中国，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，初见成效，开始得意轻敌。
　　　　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，认为西方人“并不利我土地人民”，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，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。
　　　　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，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，舰龄渐渐老化，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，火力弱，射速慢，航速迟缓。
　　　　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，官兵4000人。
　　　　到甲午战争前，北洋舰队的大沽口、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。
　　　　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，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，但编制落后，管理混乱，训练废弛，战斗力低下。
　　　　1891年以后，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。
　　　　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，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，供自己“颐养天年”了。
　　　　中日两国的最高统治者——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相比，对照何其鲜明。
　　　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。
　　　　甲午开战时，清朝陆军总兵力达96万人，而日军总兵力为24万人，清军与日军的兵力之比达到4：1；然而，清军一线战场实际参战部队主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