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交十记

重大决策(1)1982年5月，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，开始主管苏联、东欧事务。　　当时，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：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；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；又出兵入侵阿富汗。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。　　俗话说，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。如果不计历史旧账，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，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“十年”：1959～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；1969～1979年是十年对抗；1979～1989年是十年谈判。这期间，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。　　但就在1982年初，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，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。　　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。　　那天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，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,其中，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，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，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，建议双方磋商，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，以改善中苏关系。　　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。当时，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，“8·17”公报——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——即将签署。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，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。　　我们当时的分析是，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，在全球范围内与美